《文滙報》在22/4-23/4登載:

正視香港社會矛盾 三管齊下改善不足

全國政協委員 陳振東

一連兩則與香港有關的外事新聞，令人不由得再度審視香江優勢。一是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率逾百人的商貿代表團，進行了二十多小時的旋風式訪港行程。俄國總統不但對香港的經濟及社會成就推崇備至，要求加強雙方在科學、文化及教育方面的合作，更強調與與香港合作是中俄兩國戰略合作關係的重要一環。不但希望吸引香港資金，開發莫斯科市郊的科學園區，更希望學習香港經濟以及社會的管治經驗，改善俄羅斯政府的官僚程序及貪污問題，吸引更多外來投資。

第二則新聞，是可媲美華爾街的倫敦金融城首腦白爾雅抵港訪問，強調倫敦有意與香港建立互補關係，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尋找合作機會。他還直截了當地表示，希望「倫敦能有朝一日成為另一個離岸人民幣中心」。

為什么兩大世界強國的元首和金融業主管如此看重香港？對香港毗鄰內地，與中國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得天獨厚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如此羨慕？同時，為什么在如此優越的先天條件和傳統優勢下，香港近年來社會戾氣急劇增加，經濟遲遲無法成功轉型，貧富日益懸殊以至出現尖銳的社會矛盾？實在值得港人深思。

香港經濟社會均面對發展瓶頸

「十二五」規劃為香港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堪稱未來五年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踏上新台階、再鑄新輝煌的強大助力。但個人認為，香港要真正發揮優勢，抓緊機遇，用好政策，讓宏圖大計變為現實，至少需要香港人齊心協力，做好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和衷共濟，營造一個團結和諧的社會政治環境。觀乎近年來香港社會政治生態的種種變化，可謂爭拗不休、政爭不止，令人擔心社會持續內耗，拖慢香港發展。反對派政客在惟我獨尊、惟我才真正代表民意的扭曲心態下，堅持「為反對而反對」，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與政府唱對台戲，有理無理均批評、指責以至辱罵政府一番，竟已成為香港社會的常態。更有甚者，是近年愈演愈烈的惡質政治文化。從語言暴力到肢體暴力，從暴力抗爭到對政府高官包括特首進行身體傷害。唯暴是尚的風氣，已逐漸由議會內部延伸至社會，更從維園的公開論壇，進入到與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超級市場，嚴重影響社會安定，更破壞了香港文明守法、尊重言論自由的良好形象。

當局須依法壓制反社會的暴力傾向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少數另有用心的人為了激化矛盾，不惜千方百計鼓吹「仇富」，某些媒體、政客動輒以「官商勾結」、「逢商必奸」等煽情標籤，刻意挑動官民衝突、勞資矛盾，制造階層對立以及貧富抗爭。這種唯恐天下不亂，意圖亂中取利的手段，居然在部分年輕人中得到共鳴，糾合成挑戰政府以及社會公權力的人群，嚴重干擾社會的正常秩序。他們以不停的爭拗內鬥，替代文明社會應有的理性討論；以煽情的口號和公然違法的舉止，去一次又一次地挑戰警方和公眾的容忍底線。這種現象，又豈是香港之福？

因此，當局必須在法律的基礎上，果斷有力地行使權力，維護社會公義和應有的秩序。不能任由極少數人以爭拗內鬥為職業，以興風作浪搞亂香港為目標，進而影響香港發展步伐，違背全港人民的意愿和福祉。

及早正視并化解社會深層次矛盾

香港必須做好的第二件大事，是正視香港社會經濟結構中存在著的深層次矛盾，以及衍生出來的各種不滿。溫總理不久前在全國人大閉幕當天的記者會上特別指出：「香港有着比較充裕的財政收入和雄厚的外匯儲備，要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特別要照顧好弱勢群體，致力於改善民生。」反映出中央對香港社情民意的深切把握。

香港蕞爾小島，經濟總量不足，回旋余地有限，極易受外圍環境牽制，在全球濫發鈔票的大背景下，香港樓價物價飆升、通脹加劇愈趨嚴重，影響民生，加重了社會怨氣。可以說，香港經濟升級轉型未果，社會流動放緩，以及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和通脹，令社會猶如一個日漸升溫的壓力煲，成為互相指責、爭拗內鬥的溫床。

香港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截至今年，全港貧窮人數已逾150 萬人，占總人口的五分之一。按「堅尼指數」分析，香港的貧富指數高達43.4，居新加坡42.5、美國40.8、以色列39.2 之上，列全球貧富懸殊之首。

80後憤青化現象必須仔細應對

部分香港80後成為憤青，也與前述的大環境密切相關。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經濟結構失調，職業訓練及學歷要求高的金融行業雖說興旺，卻無法提供因制造業淍零而大量消失的工作崗位，大學學位供過於求，學位含金量急劇貶值，引致社會向上流動速度減慢，年輕人的期望與現實距離日益遙遠，增加了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再加上政客操弄，一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便成為示威抗議的主力。

香港整體財力如此豐厚，如果任由弱勢群體生存艱難，在職貧困及貧窮問題惡化，只會令民生問題衍化為政治危機。特區政府必須拿出決心來制定長遠福利政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照顧好弱勢群體，切實減少在職貧困及隔代貧窮人數，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讓香港成為關愛社會。

傾力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

第三件大事，是特區政府應充分重視溫總理講話，與時俱進改進管理思維，特別要重視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從根本上改善香港的經濟結構及財富分布，以逐步化解一系列社會經濟民生的深層次矛盾。

香港之所以經濟遲遲無法成功轉型，在「亞洲四小龍」中競爭力落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忽視政府引導經濟和制定長遠規劃的重要性。相比起來，韓國有國家均衡發展規劃，新加坡有十年發展規劃，台灣有「黃金十年」規劃。最近為對接大陸「十二五」規劃，台灣經濟主管部門還首度成立「兩岸產業佈局策略小組」，全力爭取大陸「十二五」商機。香港雖說已公開宣布不再堅守「積極不干預」政策，但過分依賴市場調節的慣性思維和做法，令政府在制定長遠科學發展規劃方面，依然無大作為。最近財政預算案引起的連串風波，以及更早前的申辦亞運會失敗，都說明特區政府施政缺乏政治警覺，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管治模式，更已遠遠脫落後于社會現實，必須痛下決心改變。

虛心借鏡新加坡管治的成功經驗

事實上，無論是香港的經濟發展，還是深層次矛盾的解決和民生改善，都建基於特區政府能否真正審時度勢，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唯此才能綱舉目張，帶領香港應對日益嚴峻的政治以及經濟挑戰。。　

在這方面，新加坡的確值得香港借鏡。美國傳統基金今年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區，以89.7 分高踞榜首，但相對於第二名新加坡的87.2 分，領先優勢已微不足道。尤其是雖說香港和新加坡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以及政府角色迥然不同，香港政府往往任由商界“自由發揮”，新加坡政府則對許多領域均有強勢而直接的介入，但經濟自由度得分如此接近，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派并非認為自由巿場與積極的政府角色完全對立。只要以尊重巿場機制的原則為前提兼且干預適度，政府仍然可以大有作為。

事實上，金融海嘯以及日本大地震之後，全球已沒有一個國家不加緊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干預，以引領自己的人民對抗危機。而新加坡在保持高度營商自由、貿易自由、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低稅率的同時，更多年來一直主動并強力地釐定和規劃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向，透過政策引導和促進社會資源投向相關領域。政府的「有形之手」雖然可說無處不在，但並非粗暴地干涉或者企圖取代市場運作。新加坡政府的支出佔GDP比重，2009 年僅為17%，還低於香港的18.6%。

回首過去10 年，新港兩地的經濟實績其實已經高下互見：在1997 至2009 年期間，新加坡的平均實質經濟增長率達4.9% ， 香港則為3.3% 和1.299；新加坡的人均GDP 更自2004 年起超越香港。在產業結構方面，新加坡於1980 年代中期進入服務型經濟，但並未像香港那樣出現嚴重的結構失衡。2009年，製造業依然佔新加坡本地生產總值的23.5%，2010 年首3 季更按年增長31.8%，成為經濟增長的首要引擎。更何況，新加坡近10 年的平均失業率為2.9%，遠低於香港的5.5%。獅城首腦的房地產政策，包括對大型地產商的政策規管，由政府入股監控并節制大地產商，壓抑且防止出現地產霸權，以及對小型地產商開發專供中下階層的廉價房產提供的政策優惠和補貼，都值得香港特區政府詳加研究借鏡。

平心而論，相較于新加坡，背靠強大祖國的香港在回首過去10載業績之際，理應汗顏。雖說俄羅斯總統和倫敦金融城主管對香港的傳統優勢推祟備至 ，但香港人也的而且確是時候放下身段，認真審視新加坡能夠持續創造經濟傳奇，和贏得各方國際評比機構掌聲的原因。認真研究如何着手強化香港特區政府穩定社會、改善民生、依法執政的義務和權力，以及強化引領經濟的角色。我們應當把握好十二五規劃的重大發展契機，發揮香港與內地專家的才智，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主動與國家和廣東省的發展規劃相銜接，為香港作出長遠和通盤的宏觀規劃，并且確立具體的落實方案和強有力的執行機制。